《誠齋易傳》中的「以史證易」詮釋法
對《周易》教學的啟示
馬 行 誼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教授)
前 言
如眾所知,自從四庫館臣將傳統易學分成兩派六宗之後,「史事宗」便已然成為一獨特的解經宗派,此舉似乎暗示其與各宗派間涇渭分明,毫不相涉。然而,在漫長的易學發展歷史中,無論是最早的經傳文本,或是後世各家各派的詮釋內涵,解經與史證之間一直存在著某種千絲萬縷的聯繫,故而運用古史事蹟來解讀經文,幾乎可以說是傳統易學的共法了。如果吾人試圖再細分其相異之處,或許就在於運用史事解經的份量多寡,以及不同的詮釋立場、技巧和目的而已。以此觀之,四庫館臣所稱之「史事宗」,乃專指多以史事解經,並且有著鮮明的詮釋立場和目的,以及繁複多元的詮釋技巧的學者之謂,而南宋楊萬里的《誠齋易傳》,正是其中公認的代表作品。
筆者檢閱文獻和學者的研究之後,發現「以史證易」的確是易學詮釋的共法,作為「史事宗」的代表作,《誠齋易傳》之前的易學著作自然容易找到這種做法,受到《誠齋易傳》的影響,後世解易者更是將「以史證經」奉為圭臬,因此,《誠齋易傳》顯然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基於此,筆者比較好奇的是:在詮釋的立場、技巧和目的上,《誠齋易傳》的「以史證易」有何特殊之處?既然「以史證易」是易學詮釋的共法,《誠齋易傳》的「以史證易」對吾人嘗試掌握易理時,又有何理解上的特殊優勢?《誠齋易傳》的「以史證易」詮釋方法,能否應用於現今的《周易》教育之上?其優點為何?其限制之處又為何?以下,本文將以「聚焦列證」、「分述舉證」、「對比論證」、「反思取證」為大綱,分項探討《誠齋易傳》中「以史證易」詮釋方法的特色,以及將其運用於《周易》教學時可能有的優缺點和啟示。
對《周易》教學的啟示
馬 行 誼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教授)
前 言
如眾所知,自從四庫館臣將傳統易學分成兩派六宗之後,「史事宗」便已然成為一獨特的解經宗派,此舉似乎暗示其與各宗派間涇渭分明,毫不相涉。然而,在漫長的易學發展歷史中,無論是最早的經傳文本,或是後世各家各派的詮釋內涵,解經與史證之間一直存在著某種千絲萬縷的聯繫,故而運用古史事蹟來解讀經文,幾乎可以說是傳統易學的共法了。如果吾人試圖再細分其相異之處,或許就在於運用史事解經的份量多寡,以及不同的詮釋立場、技巧和目的而已。以此觀之,四庫館臣所稱之「史事宗」,乃專指多以史事解經,並且有著鮮明的詮釋立場和目的,以及繁複多元的詮釋技巧的學者之謂,而南宋楊萬里的《誠齋易傳》,正是其中公認的代表作品。
筆者檢閱文獻和學者的研究之後,發現「以史證易」的確是易學詮釋的共法,作為「史事宗」的代表作,《誠齋易傳》之前的易學著作自然容易找到這種做法,受到《誠齋易傳》的影響,後世解易者更是將「以史證經」奉為圭臬,因此,《誠齋易傳》顯然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基於此,筆者比較好奇的是:在詮釋的立場、技巧和目的上,《誠齋易傳》的「以史證易」有何特殊之處?既然「以史證易」是易學詮釋的共法,《誠齋易傳》的「以史證易」對吾人嘗試掌握易理時,又有何理解上的特殊優勢?《誠齋易傳》的「以史證易」詮釋方法,能否應用於現今的《周易》教育之上?其優點為何?其限制之處又為何?以下,本文將以「聚焦列證」、「分述舉證」、「對比論證」、「反思取證」為大綱,分項探討《誠齋易傳》中「以史證易」詮釋方法的特色,以及將其運用於《周易》教學時可能有的優缺點和啟示。
馬行誼--誠齋易傳中的以史證易詮釋法對易經教學的啟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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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明代朱子學者蔡清的讀經法
-以《四書蒙引》為例
彭雅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教系教授)
前 言
蔡清(1453-1503或1508)字介夫,號虛齋,卒謚文莊,福建晉江人,為明中後期福建著名學者,明清兩代學者公推為明代朱子學者第一人。同為明代朱子學者羅欽順(1465-1547)稱讚蔡清的學行說:「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清紀昀稱讚其學行說:「清品人端粹,學術極為醇正」
蔡清用力於易經和四書,其代表作《易經蒙引》以及《太極圖說》、《河洛私見》等書在易學史上具有重要學術價值,而其著《四書蒙引》則名列泉州四大名書之首。《易經蒙引》和《四書蒙引》二書訓詁細膩,黃宗羲曾形容:「蠶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體。」
《四書蒙引》疏解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在明清學者眼中,不僅為學子科考而作,乃理解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的橋梁書,也是歷代注解《四書》的重要著作。學界過去認為明代是經學衰頹的時代,學者關注也較少,是研究較為薄弱的一個領域,如皮錫瑞、錢穆等大抵認為明代無經學。近年研究明代經學漸興,而在明代經學研究當中,關注蔡清的研究並不多,目前以蔡清為研究專題的,多關注其易學,僅周天慶《明代閩南四書學研究》第三章以蔡清的四書學為研究焦點。
「讀」兼有誦讀與解讀之義,筆者為窺探明代童蒙讀經教育的實況,本文僅先作有限的考察工作,就蔡清《四書蒙引》考察其詮釋《四書》及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的態度與方法,以見其讀經法之特色,並體現明代義理之學到清代考據之學的轉折。
-以《四書蒙引》為例
彭雅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教系教授)
前 言
蔡清(1453-1503或1508)字介夫,號虛齋,卒謚文莊,福建晉江人,為明中後期福建著名學者,明清兩代學者公推為明代朱子學者第一人。同為明代朱子學者羅欽順(1465-1547)稱讚蔡清的學行說:「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清紀昀稱讚其學行說:「清品人端粹,學術極為醇正」
蔡清用力於易經和四書,其代表作《易經蒙引》以及《太極圖說》、《河洛私見》等書在易學史上具有重要學術價值,而其著《四書蒙引》則名列泉州四大名書之首。《易經蒙引》和《四書蒙引》二書訓詁細膩,黃宗羲曾形容:「蠶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體。」
《四書蒙引》疏解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在明清學者眼中,不僅為學子科考而作,乃理解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的橋梁書,也是歷代注解《四書》的重要著作。學界過去認為明代是經學衰頹的時代,學者關注也較少,是研究較為薄弱的一個領域,如皮錫瑞、錢穆等大抵認為明代無經學。近年研究明代經學漸興,而在明代經學研究當中,關注蔡清的研究並不多,目前以蔡清為研究專題的,多關注其易學,僅周天慶《明代閩南四書學研究》第三章以蔡清的四書學為研究焦點。
「讀」兼有誦讀與解讀之義,筆者為窺探明代童蒙讀經教育的實況,本文僅先作有限的考察工作,就蔡清《四書蒙引》考察其詮釋《四書》及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的態度與方法,以見其讀經法之特色,並體現明代義理之學到清代考據之學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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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讀」談「讀經」
周碧香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前 言
華人社會推動讀經,提供新的教育思考取向;這個傳統蒙學的實作方式,當成為當今體制內補救情意學習的方式。大抵認為讀經可以陶冶性情,教化民眾,具有規範性功能。目前國內讀經教育研究較多仍以兒童為對象,指出讀經的多項好處,諸如增加記憶力、語文能力,更在德育、群育、美育等項目上,效果相當顯著等。(周碧香,2011a:72)讀經教育與生命教育,皆能彌補教育體制的不足,提升了情意學習的重要性。(周碧香,2011b:216)
在事事講求效率的21世紀,我們如何能為讀經教育建立理論、開展方法?如何能為台灣缺失的情意教育挹注更多心力?換言之,讀經在不講究師資、不講究技巧之下,如何能發揮最大效能?是為本文寫作的動機。
本文從自身推廣讀經的經驗出發,結合指導國語文競賽、帶領研究生進行實驗教學的心得,說說讀經教學的教材和施行要點。期能提供教學現場教師思考及參考,抛磚引玉,為讀經教育和語文教育盡棉薄之力。
周碧香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前 言
華人社會推動讀經,提供新的教育思考取向;這個傳統蒙學的實作方式,當成為當今體制內補救情意學習的方式。大抵認為讀經可以陶冶性情,教化民眾,具有規範性功能。目前國內讀經教育研究較多仍以兒童為對象,指出讀經的多項好處,諸如增加記憶力、語文能力,更在德育、群育、美育等項目上,效果相當顯著等。(周碧香,2011a:72)讀經教育與生命教育,皆能彌補教育體制的不足,提升了情意學習的重要性。(周碧香,2011b:216)
在事事講求效率的21世紀,我們如何能為讀經教育建立理論、開展方法?如何能為台灣缺失的情意教育挹注更多心力?換言之,讀經在不講究師資、不講究技巧之下,如何能發揮最大效能?是為本文寫作的動機。
本文從自身推廣讀經的經驗出發,結合指導國語文競賽、帶領研究生進行實驗教學的心得,說說讀經教學的教材和施行要點。期能提供教學現場教師思考及參考,抛磚引玉,為讀經教育和語文教育盡棉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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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百年來讀經存廢之爭議
論儒學在當代實踐所面臨的挑戰與回應之道
高瑋謙
(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前 言
傳統中國教育的主軸是以讀經和科舉考試為主,然而這套制度一直到了晚清鴉片戰爭之後才起了變化。同治元年(1862)清廷設立京師同文館,這是首次西式官學的出現。但它的影響是局部的、少數的,對於全天下成千上萬的讀書人而言,他們仍然延續由讀經而科舉考試,由科舉考試而入仕為官的老路。至於根本性的變革,則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頒布「奏定學堂章程」以後之事。光緒卅一年(1905)清廷正式下詔廢除科舉考試,傳統儒學教育才正式走入歷史,同時也意謂著西化時代的來臨。此後百年中,受到西方哲學與教育理論的影響,不僅在教育制度上有了重大的改變,連帶在學校課程方面也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此中即牽涉到讀經教育的存廢問題。
從某個層面來說,傳統儒學的薪傳與承繼主要是以讀經方式作為基礎而展開的,如果將此基礎連根拔起,使得儒家經典失去了廣博的學子作為研讀的對象,那麼,儒學要在當代奠下深厚的根基進而發揮其遠大的影響力,恐怕是有所限制的。
職是之故,本文擬先簡介傳統經學發展之脈絡以為背景,再詳論百年來讀經存廢之爭議以明其變革,緊接著再析論讀經存廢爭議的兩大焦點以述其因由,最後再據以闡發儒學在當代實踐所面臨的挑戰與回應之道,冀能為儒學未來的發展找出一返本開新的可能方向。
論儒學在當代實踐所面臨的挑戰與回應之道
高瑋謙
(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前 言
傳統中國教育的主軸是以讀經和科舉考試為主,然而這套制度一直到了晚清鴉片戰爭之後才起了變化。同治元年(1862)清廷設立京師同文館,這是首次西式官學的出現。但它的影響是局部的、少數的,對於全天下成千上萬的讀書人而言,他們仍然延續由讀經而科舉考試,由科舉考試而入仕為官的老路。至於根本性的變革,則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頒布「奏定學堂章程」以後之事。光緒卅一年(1905)清廷正式下詔廢除科舉考試,傳統儒學教育才正式走入歷史,同時也意謂著西化時代的來臨。此後百年中,受到西方哲學與教育理論的影響,不僅在教育制度上有了重大的改變,連帶在學校課程方面也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此中即牽涉到讀經教育的存廢問題。
從某個層面來說,傳統儒學的薪傳與承繼主要是以讀經方式作為基礎而展開的,如果將此基礎連根拔起,使得儒家經典失去了廣博的學子作為研讀的對象,那麼,儒學要在當代奠下深厚的根基進而發揮其遠大的影響力,恐怕是有所限制的。
職是之故,本文擬先簡介傳統經學發展之脈絡以為背景,再詳論百年來讀經存廢之爭議以明其變革,緊接著再析論讀經存廢爭議的兩大焦點以述其因由,最後再據以闡發儒學在當代實踐所面臨的挑戰與回應之道,冀能為儒學未來的發展找出一返本開新的可能方向。
高瑋謙--從百年來讀經存廢之爭議論儒學在當代實踐所面臨的挑戰與回應之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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